Ray 漫遊者雜記

 社會住宅公共藝術 – 「行展」努力及創意開發

1990年代的台灣位在後工業轉型的年代，美學的想像被當成國家現代化的想像。此時台灣位於後解嚴時期，其文化、教育、藝術的眼界擴張成了樂觀的期待，於是公共藝術的政策就誕生在這一個美好的想像中。然而20餘年來，整個社會經歷了新經濟、網路化、社會差異化、城鄉崩解、自然耗盡以及後人類世界的鼓動；這些進程激烈地將「時代」高高拋起，但也將其摔落到四分五裂，成為不可承受的時代之痛。但是公共藝術的實踐，似乎非常安靜，它靜悄悄發生在其政策圈養的範疇中，一案接著一案地開會、生產、設置及驗收，似乎所有那些外部激烈的變化和「它」一點關係也沒有。

「行展」的政治意義及公共藝術

任何地生產都具政治性，美學也是一種生產、一種宣示以及被目視下的意識彰顯。作為不在白盒子內、不在富人家家中的作品，公共藝術更是具有政治意識的行為。哲學家Hannah Arandt所說人類生活狀態( human condition)具有三大項：Labor, work, action；其中的第三項 action -「行展」具有一個類比於公共藝術的特性。「行展」是我們所說的話、所作的事物、以及展現的行為及其成果，而且這出現的一切都具政治性，也全屬公共性。Arandt說「行展」的政治意義，來自於「行展」中所展現的必須是一種具有責任感的呈現，而且其生產內容的目的具有一種「力」(power)。Arandt這麼解釋「力」(power): Power能夠被彰顯只有在話語已及行為不是分割的，它不是空話、也不是殘暴的行為。話語必須不是為了隱蔽野心而發，而是要昭顯現實為何；而其行動不是想要施加暴力或是摧毀他人而行，它為了建立關係，並創造新現實。(Arendt 1958: 200)。「力」或可以解釋為一種「影響性」，一種會發生具有時間延展性效應、而非一種「轉瞬之間」、做完即消逝的內容。試圖以時間的延展作為有一種判斷「行展」的價值，也符合人生中道德高度的依據，因為責任感總是長久以及延續的。

人類生活狀態中進行的「行展」就有如公共藝術作為一種建立關係、創造新現實的發展政治性的影響力；而反之，公共藝術是一個人或是群體對於另一群人的「行展」。Arandt對於「行展」有另一番細膩的說明：(一)「行展」的政治性絕不是為個人(單數)，而是為多人(多數)；且各種表達的方式必須是在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下，而非強迫及規訓教導；(二)「行展」中的話語以及成果，必然具有爭議性，因此辯論、說服及協議必定伴隨，也因此任何的「行展」必定是一種策略下的「溝通性」；(三)「行展」的本質雖然在展現其政治的影響力，但其目的並非要引導出人們感受功能性的快樂感，它真正的價值是在於引導出人們對於自己存在的感受。最好的「行展」話語、行動及成果在於給予受影響的人一種超越感、一種度化感、以便讓受制於現有生活緊束下人們尋得自己生存的意義。也因此，「行展」是一種超越(transcending)，並將人們帶出他們的「榮耀」以及「光榮」。

公共藝術政策的失效以及新機會

在如今社會張力緊繃，任何人類的作品已經無法脫離被一股核心引力所牽引的狀態，公共下的美學絕對無法獨立運作；它既沒有辦法依附在「藝術就是藝術」，也不應該以毫無溝通性的策略，埋頭苦幹。「無感」常常將公共藝術的「行展」化為「興辦機關/藝術家(公司)」之間的商業買賣；而無責任感的「行展」更是將公共藝術當成無時間性、用完即拋的內容，於是公共藝術理念中試圖建立關係的想像，成了毫無「影響性」以及不具責任感的呈現。

如今許多公共藝術多成為「無啥用」，其原因來自於1995年當「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的九條中有關公共藝術的「價值」被描繪為「美化建築」的「藝術」時，就注定了其自我瓦解的結果。以「物質性」來描繪公共藝術的本質，挖空了公共藝術可以成為具有更加高度的想像；而其後於2008年進行法條修正時，其任務則只關注在「硬體」及「軟體」的差異時，其實質上並未提升公共藝術，它甚至將公共藝術的本質，深埋進一種純技術的牢籠中；許多人似乎只要認定公共藝術中有「計畫」的字眼，就可以想像它的高超性、超越性；但實際上各種計畫及軟體活動只是一種手段，而非期待的結果。總之，整個公共藝術立法的精神不只天生不良，更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生產中，失去了真誠!

如今，一個重新、深刻地面對公共藝術本質的機會來到。當全台灣預計要在8年內新建8萬戶(106-113年)社會住宅，而根據其1%預算推估應該將衍伸超過20億元的經費投注在公共藝術。以過去的資料統計，全台灣一年投入4-6億元的公共藝術執行總費用，而20億幾乎可以書寫滿滿的台灣四年的公共藝術篇幅，於是，這樣一個獨特的機會或可書寫新典範、建立論述、並為已經僵化的制度中提出新觀點。(圖1)

公共藝術在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在台灣的發展幾乎空白，因為過去國家政策以鼓勵擁有私宅而非租賃，同時不予民爭利的利商政策，強化了土地資本以及而後常常發作的房地產炒作問題。當房價成為社會正義的議題時，也引動了社會敏感的階級神經，貧富差距成了揮之不去的陰影，於是2016開始了台灣對於社會住宅的政策；如今台中市、台北市、桃園市、以及中央資金建造的內政部社會住宅，成為第一批測試公共藝術進入的機會。由於社會住宅的居者一般住戶以3年為一期，可持續兩期(6年)；政策及弱勢戶目前以12年為限，這代表的是當社宅持續變動的住戶群，以及其差異性的居住者生活樣態、背景、年紀以及入住人對於在此居住的不同期待。每一個政府單位(一般是「住宅發展處」)對於這樣變動性的空間管理營運及維護莫不傷腦筋，而企圖建立住戶們視其為真正家園的努力只能摸索前進。而此時公共藝術的進入，正可適時扮演角色。

公共藝術要在社會住宅中怎樣被發展? 或許，答案就在Arandt對於「行展」的清楚論述。這幾個關鍵字眼: 建立關係，創造新現實；時間延續性；責任及道德；為他人；策略溝通性；超越性的個人存在追求。許多討論以及目前執行中的台北以及台中案例，莫不在利用可用的管道及機會測試以上的論述。例如，台中社會住宅三案合一的案件(1489萬)，「好伴社計」在以總經費70%的預算進行的藝術家進駐、居家對話、社區展示、社會設計團體徵求、社區藝文活動、鄰里資源活動串聯等活動。其任務的價值並非因為其是軟體活動，而是期盼建立住民對於其不熟悉地點 –「落腳社區」(arrival community)的真實連接。豐原以及大里社宅的「家常對話」計畫，由中介單位在和個別居民進行深入對話，撩撥他們對於「家」的深厚記憶，並以個人記憶描繪內容，由藝術家創造出展示於社區的「故事磚」；這些磚的展示成為社區家戶間對話的開始，以消彌隔閡、建立信賴。

這策略的溝通技巧打開了一群原本不識彼此的居民，並以溫柔的方式建立可能的對話渠道。「家常對話」不只指出居們之間的新關係現實，也提供「我」的存在之於「他人」的價值論述，更深化為個人透過他人的故事，超越自己當下存在的追求渴望。同時對於藝術家團隊，公共藝術在此更是試圖進行一種時效延展的可能，並在未來住戶變動後，可以進行「故事磚」的再製作。對於極為制式的官方契約中對於執行期限的限制，無論台中市府、執行小組成員、執行團隊以及藝術家，無不努力突破一閃即逝的過去慣性，並在最大的彈性中賦予時間延展的效應，以延展其「影響力」。

至於代表社會住宅中央政策推動者的內政部，其最大社會住宅案落在林口( 約2500戶)，而其中共藝術總額將達1.7億元。目前規劃以兩期至少7年進行；其中第一期為期4年，動用約7千萬，又分A及B兩階段滾動式方式進行，A案每隔半年檢討進駐團隊成果，並進行再滾動的檢視；之後B案將以一筆4000餘萬的經費執行一個以社宅生活為故事的迷你影集製作及拍攝；這影集期待對於社會住宅的議題的關注，發揮Arandt所說「影響力」的最大延伸。待第一期成果逐步昭顯後，第二期預算的一億元將視前期成果再逐步投入。

對於「行展」(action)的觀點，Arandt另有一個積極性的陳述；她說「行展」的魅力來自於創造性 (creative authorship)以及新奇動人的「演出」，但卻要面對其負責任的結果。對於不論台北青年社宅中正在進行的「家庭發酵(笑)計畫」、或是興隆社宅的「回憶專賣店」都是如此的藝術創造的話語新穎性。「回憶專賣店計畫」的藝術家王艾莉自己形容:「這計畫真的很難用文字形容...有點像展覽，又有點像表演，又有點像在玩遊戲。有草肉實堂的花占，有胭脂的早餐店，有曖曖、內含光、氣味實驗室的香氛體驗...。」對於缺乏藝術經驗的社宅住戶，清晰理解的「輕」、「熟悉」藝術，如藝術家秦政德和社區老先生、老太太們的書法及石板書寫計畫 -「居住履歷」(圖5)；或是那種驚奇不明(obscure)的「辛辣」、「新奇」藝術，如王艾莉的知覺藝術體驗，都各自在不同生命記憶層中招喚對話，並接受挑戰。(圖6)或許奇、萌、怪、離、順、淺、輕、熟，等藝術手段，都是有效的同溫層的關係連接技巧，並在各種嘗試中擴大居民情感連接以及信任感。

容許藝術計畫的多元性，以連接不同生活經驗的社宅住戶，將會比試圖只用一種方式進行社區連接更有成功的機會。

對於正處在進行式中的各地區社會住宅公共藝術執行，法定的資源提供了足夠的機會挑戰過去。對於行政部門、委員、中介單位、藝術家個人及團體，應正視面對的不是一紙6個月的契約、或是要完成幾項內容的數量計算；社宅的公共藝術，說的是一份美好的想像 – 一份透過藝術連接不同人群、相互鼓勵、提攜彼此、引動內我的美好。它應該是一種長效的「行展」、有意義的「行展」。在社會住宅的公共藝術中，或許能再次看到被定義在公共性本質下藝術，理應具有的天真性；也只有相信藝術還有這樣具有公共影響魅力的創作者，才能有責任地施展開最好的社會住宅公共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