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住宅市場價值觀的轉變與家的核心價值之消散
台灣住宅市場價值觀的轉變
台灣住宅市場及住宅文化發展在近20餘年來見到三波景氣的循環：1980初期（1979-1981）、80年代末期（1987-89）及90年代初期（1993-94）經歷三波景氣的高峰期週期後盤整了近10年，而在大約兩年前開始進入另一波新的景氣發展態勢。（依據內政部台灣房地場景氣動向報告資料）就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盤整之後這一波房地產的發展態勢有幾項不曾出現在前期的特性；一為建商市場專業性的加強及媒體性的強力依賴。二為住宅市場的交易的活絡更加依賴於投資性的金融運作，而非實質性的居住需求。三為住宅市場的商品更加趨於「極化」現象；在地理上的極化現象出現在「北熱南冷」，而甚至在同一城市區域中也產生強大的傾斜性 –某個「地區」的價格飆升與交易熱絡，相對於同一城市中某些區域的「無動於衷」。在另一方面住宅設計及其產品也產生「極化」現象–某一類的「設計產品」，例如「豪宅」及「套房」成為推案主量，而那些曾經直屬於中間價值的「中產住宅」則不是消聲匿跡，便是不再成為關注的焦點。
鑒於台灣近年資本主義市場發展的特性，住宅市場的價值並非由居住者所主導，一切都操之於「大老闆」。（曾經有過所謂政府主導的「國宅」時代，但目前已經消散）因而小市民只能依賴被主導下的價值來理解他的家，除了他能以一些「室內設計」的手段，提供自我對家的另項滿足之外，他們似乎只能「接受」，而不具備發言權。在這一波景氣下，新一代的「大老闆」不僅具備較前三波時期的「建商」具有更加準確的理性思維 – 準確在公司的經營管理，準確在反應市場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常是精力充沛且具強烈國際眼光及企圖的「地產開發商」及「投資家」。這兩個頭銜加在他們身上時，意味著專業化更加成為其事業經營的基礎，同時其開發的產品將成為「物品」，它們被快速地設計、建造及流通；而這些產品必須試圖滿足未來購買者對於產品「再流通」的須求，或是滿足於這些購買者已經過度被媒體所主宰的「住宅」視野。這些「住宅」是一種更具「物品」性的流通產品。
近年來台灣住宅市場的近年發展有一分不近合理的荒謬；為何消費者會逐漸失去發言權，並且失去溝通其真正居住需要的能力呢？同時，為何科技逐漸開放個人的身體及發言自由，甚至使得每一個人 -「you」，都成為更具有發言「權力」的個體時，住宅問題或是有關「家」的立論反而不再成為討論的議題呢？難道「家」已經不再是我們最值得珍惜的價值及心理資產了嗎？
記得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媒體曾不斷地問「什麼是我們的家？」、「國人的家」等議題；而業界努力地在想開發一種在空間使用上合適於家庭規模的空間 – 由看似平淡的「幾房幾廳」、「鄰里關係」、「國人」、「挑空空間」「合院體系」等等字眼，企圖在開始關心「社會」學問以及「自我尋找」的年代中找出一條交待「我的家」這個議論的反應。有趣的是，當我們過去試圖努力地找到自己「家」的那個年代時正也是台灣的經濟快速地由農業經濟轉型工商經濟的時代，也正是我們許多人的生活型態正在通過中小型「城市化」走向「超大都會化」的年代。
經濟體系的急劇變化的開端以及「大都會」的生活方式的出現時期大約就是人們開始關注「家」這個議題的時期，德國現代主義的萌芽期也正好吻合這個時期。當時，有關家的議題主要在將「家」視為一種傳統價值的延續，它是結合民族血緣及家族記憶的地點，同時也是道德價值的再現的基礎點。然而面對日益擴張的城市生活，「大都會」生活方式成為切割傳統家庭及「家空間」概念的殺手。就在面對傳統的「家」那種具有「地點感」、「土地感」的感情逐漸被新的城市住宅所取代的時期，德國哲學家及社會學家等發表不斷地議論討論有關「家」的觀點。
再重新回顧德國這段建築歷史時，還真的是另人似曾相似。台灣經濟在「十大建設」完成之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社會逐漸開放，人口憑藉著新的高速移動方式向北部移動。農業人口的子弟開始進入城市，並且購屋及定居。自有住宅率由1976年到1992這16年當中，由65％左右大增到84％。（行政院主計處）這些「定居」後的子弟在進入城市中產階級的中堅後，對於「家」產生了一股無比的關注；一方面他們對於被迫所失去的「家鄉」有所愁愴，「鄉愁」成為一股心理的負擔；另一方面則是中產價值對於「家庭」、「子女教育」等殷切需求，使他們具有一股更加關注家這個議題的敏感性。「家」總是被認為是應該被討論及投注關注，因為這群曾經身體辛苦過但也在中壯年逐漸小康化的一代，家庭所代表的是一種不可分割的過去以及他們對於未來下一代的承諾。
或許要回答會何如今我們已經不再有太多的熱情在討論「家」這個意義何在的問題，這個答案或許就在對多數人而言「家」這個概念已經「被完成」；或是人們覺得他們已不再須要永久什麼固定偉大的「家」，因為「家」只是一個臨時的暫居所？或是只成了一種具有如股票價值般浮動的金融商品？同時媒體視野所主導下的「家」或許也滿足了人們對於家的想像，但這同時意味人們逐漸失去感覺及經驗累積下的判斷力。一份對「家」的認知及理解常常不是可以「言傳」及「分析」，它須要身體真切的體驗以及情感的投射。然而，由媒體傳播所建立的「家」概念，逐漸使人失去感受力。
現代主義中對「家」的議論：衝突下的內與外
在歷史的觀察中，中產階級曾經是最迷戀於「家」的階級。他們的崛起來自於經濟力的自主權，「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概念使他們理性地打理生活，同時投注心力給予他的家一個私密的自我擁有性。「私密空間」、「子女教育」、「品味」以及向上提昇的「舒適」使他們對於家庭成為一種強大的「內在」文化；相對於外在不可掌控的城市中人與人的生存壓力，「家」成為他們內在化的依靠，心理的歸宿以及如扮演如「母親」般的憶念腳色。
德國現代主義論述中出現的概念正是將家視為「本體存在」的再現，但它的問題一直都存在於「內在」及「外在」的衝突問題。有些論述則認為「家」及「家鄉」已經因為新的城市經濟及生活型態的崛起而產生質變；因此人們應該認命，並放棄任何還試圖找到原鄉的懷鄉情結，並致力於將自己努力定居於城市中；Hermann Bahr在”現代”一文中便帶此種觀點；他指出只有將「內在及外在的藩籬撤除，我們才能真正的向前走，進入現代化」。然而更多的德國論述卻是認定在「舊家」已經失去的同時，應想辦法建立一種可以滿足自我的「家」世界。他們思考著藉助「有機生活」、「社區生活」、「中古生活」、「宗教生活」等概念，並試圖將「家」建立在一種可控制的生活中，並使其成為不可脫離自我存在的空間體。這種對「內」、對「家」的狂熱，出現在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案中；建築師泰斯農（Tessenow）的住家設計試圖「表達極端對抗造型沒落的危機；他以古老的符號及語彙作為基本要求」（圖1-1；1-2）；而建築師魯斯（Adolf Loos）則強烈的以完全空白的立面作為「內部」家庭的防衛表皮。他所設計的住家有極為豐富的室內色澤及材質，但其建築的外表確是完全的匿名及防衛性空白 – 這代表著一種消極的反抗外在文化。（圖2）
德國現代化中對於家這個概念的觀察及體現，其實也正是我們自己在現代生活中所面臨的衝突狀況；「外在」的城市化、開放化、國際化，相對於「內在」的家化（domestication）、封閉化及地域化。在整個修辭上的意涵甚至隱含著兩個集團：「現代」對抗「傳統」的概念。但隨著時間的延移，過去歷史中的兩極對抗漸煙消雲散，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則是一種全新的內與外、家與城市（國際）的新關係。
21世紀的「家觀」及「家」論述的扁平化及虛弱化，其實也正反映前文中所提及的兩個關鍵：人們被「媒體」所綁架的視野、以及住宅金融商品化的趨勢。同時，在強大「世界一家」的國際化視野中，科技不僅開放了我們身體的自由、也開放了我們過去嘗試極力抵抗的「堡壘化的家」；電視、網路、bbs、部落格、甚至即時影音的視訊技術不只佔據過去我們父執輩等經營「家」的時間及身體勞動的付出，甚至直接開放了家的內部供認何人參觀。可被參觀的「內空間」可能成為一個顯明的徵候：一個宣告著「家」即將死亡的表徵。
家的崩解及機會
然而對於中國人而言，「家」曾經是這麼一個偉大的使命：一個正如柯萊（C.H. Cooley）所觀察「一種原始級體系」連繫著中國所有社會凝結的基本力量；或是有如裘斯頓（R. F. Johnston）所說，中國人的家是一股支持國家安定以及社會平穩的體系；他們都說，如果這個體系無法幫忙守護著社會價值的底限，中國社會便會瓦解。如今，這描繪「過去」的極端的觀點雖然已經不須再套入當代的社會型態中，但是在許多當今社會學家的觀點中，「家」還是一份維繫著社會正常發展的空間及情緒發展的地點；任何人應該都不會反對「家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成長空間」的說法；「家空間」提攜每一個人成幼兒到成年，並且帶著記憶及期待再度延續的子孫的年代中。
正是如此，住宅市場所扮演的正是引領著身心俱疲的現代身體有一個滿足自我，穩定社會、創造好的未來的創造者。隨著台灣這20年來的房地產發展趨勢，以隨著新的社經狀況的呈現，住宅的開發趨向於完全的產業觀點。開發商的利益來自於敏銳的嗅出市場的議論。在SARS時期出現的強調「生態住宅」蔚為風潮，在河濱公園的開發及整治階段出現的「景觀住宅」；而「高鐵住宅」更是拜新興交通移動工具的出現而炒紅市場。注意到這些隨趨勢改變的行銷策略的意義在於其隨地點、時間因素亦步亦驅的趨勢跟隨性以及其強烈的外在性。在更加精緻的樣品屋、更加美麗的介紹小冊、更加專業的代銷小姐（先生）、更加精心推敲的售屋手段下，「誘惑」每一筆美麗及希望下的交易。然而這些美麗與希望幾乎都是建立在兩種幻覺下；一、投資下的轉賣獲利期待；二、實際居住者能將它的家依賴在樣品屋的氣氛，以及他們期待著未來依賴「室內」設計手段，來呈現他們所謂真正的家。
台灣建築住宅市場對於家論述的喪盡，其實是一個非常實務操作下的結果：土地的昂貴以及高價土地的高風險。因此任何可被獲得的土地及其基地條件成為行銷的「價值」。如果翻開這幾年來報紙有關熱銷的開發案件，多和其強調地點性有關。似乎一時之間「地點、地點、地點」的觀點成為21世紀「家」的主要觀點。（圖3,4）然而，真正「家」空間的設計越來越不為住宅市場開發者所重視。當然另一個與土地地點價值昂貴的觀察，則來自於住宅單位價值的過於昂貴；在台北市的平均每坪成交價已經由民國60年代中的9萬元到如今80 萬元以上。面對高價格的城市住宅，許多人要不是被迫離開城市，便是成為委屈於較小空間住家的現實。在台北市，要讓中產階級以一千萬之內購得房屋，對於開發商而言是無利可圖的；因此，家空間的尺度縮減，導致中產住宅根本沒什麼多餘的空間可以作為提出作為家空間論述的切入點。這也正是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中南部，當住家的價格還可以控制在750到1500萬之內（透天型住家、30坪左右的土地、淨空間在60坪以上的住家）還是有一些細心的開發商努力的經營一個具有家論述的空間。他們不只努力的經營它的室內空間，使其成為一種具有家意涵的感受，同時它的建築的規劃也被賦予相當「家」空間的想像。
面對這些現實，似乎室內設計是唯一還能為家做出論述的操作基點。家設計以室內設計取代建築成為家論述是19世紀以後中產階級的新發現。它反應出「家」可以以一種較便宜、方便的方式掌控其需要，但同時也如同班雅明一般宣告，家空間「世俗化」的來臨，或是成為「個人」風格及價值的展現。法國建築評論家達利（César Daly）在19世紀末期便指出，「家」空間已經不再需要顯示家族過去聯繫的血緣，而是成為展示個人風格的平台。 面對這個時代上的現實，既然「室內」已經成為個人唯一可以自我呈現家感受的工具，好的室內空間何嘗不是一種對「家」真實關注所想像。讀讀巴舍拉＜空間詩學＞中對家的想像，家是由記憶及夢想所組合的「世界」；角落讓人蜷曲、閣樓讓人作夢及躲藏、櫥櫃作為家族記憶的聯繫；這些「室內」的元素還是組構家本體意義的想像。
近來出現在日本台的「全能住宅改造王」令人激賞；它的一些改造案例總是令人動容及感動；不只是改造者的貼心，更是他們總秉持著委託人由過去到現在、甚至到期待未來的期待情感。話說這些室內改造為何令人感動呢？「傳統」這個字眼或許就是一切。但「傳統」的延續並非固執化的閉鎖，而是在「重生」中仍然微微遙望過去。然而在我們眾多的媒體有關家室內空間的報導中，這一個「承傳」的概念是缺乏的；我們眾多的室內設計作品中似乎只是在建造一個由美麗、昂貴的液晶電視、由進口沙發、燈具、廚具所組構的家；家只是炫耀「品味」、加上辛苦所得「財富」及「身分」的地點。它的「出現」就像商品的「秀」一樣：「來去自如」。
如果誠如達利所說「家」將成為「個人」風格及價值的展現所；那我們不禁要懷疑：「難道我們每一個人的風格和價值都那麼的像嗎？」如果，這個答案是否定的，那要不是我們已經都失去了對於「家」的真正關懷及發言權，就是我們的「家」和別人的「家」都已經一樣了 – 成了國際化商品價值的一環。這種結果，對於一個苦心經營家的「中產階級」，將代表一種無可磨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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