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之愛、愛台灣
在1941由日本外來政權的台南教育會成員加藤光貴編寫了一本名為「台南市讀本」的小冊，他在序言中寫道：「要正確的認識鄉土，必須發自於正確的鄉土愛精神」；在接下去「給小、公學校的讀者們」的序言中，他急切的強調要具備愛國（當時 – 日本帝國）的心，便要認識自己的國家的地理與歷史；而在愛國家之前，對於自己所居住的地點要先了解，而且要存有愛。
毫無疑問加藤光貴可能負有的「皇民化」政治目的，或是認定這種以愛地方來包裝台灣土地成為日本帝國的文化一環的「日本想像」；當然，正面的來看，加藤光貴所謂的「地方之愛」實際還是具有土地實踐及倫理認同的價值，甚至在近年來台灣詭譎多變的政治修辭中已經逐漸化為一種絕對政治正確的理念及價值。
當然這也不難想像，在我們的週遭已經逐漸滲入對於土地認識的許多活動，尤其又以兒童教育（如「兒童社區探險家」、「人人畫故鄉」等）及社造活動（社區通、藝術活動等）為兩個土地教育的核心。
文化建設要項中的「土地教育」已經劇烈的重塑許多人對於這塊生長土地的認知，滋潤了對於土地之愛的感情。但儘管理論上的「土地之愛」具有一慣性的擴張效果或是滲透效果，不管由社區、村里、城市到國家，或是反向而行，由國家到社區應具有相同的認同及認識性，然而有趣的卻是，盡管各種「土地之愛」的宣傳如火如荼的進行，我們生活土地的差異及不同地區人們的隔閡卻還是非常的大，。這斷層既是土地隔閡的問題（南vs.北、東vs.西）、社會經濟的差異（農村vs.城市、窮vs.富），也是意識上的隔閡（濁水溪）。塑成意識上隔閡的原因相當多，但已近幾年的趨勢則在於儘管土地隔閡已經逐漸縮減，但反倒是經濟的差異，以及「陰魂不散」的政治語言強化了這種隔閡。
許多人認為如今我們土地地理最大的差異來自於農村及城市的差異，甚至連政治光譜也依此而定位。對於居於「發言」者腳色的媒體而言（她們的觀眾多為城市中產階級），農村常被形容為城市者的度假區，他們悠閒的腳步及空間氣氛補足了在城市生活中所缺乏的土地感動；「富麗農村」的字眼及其農特產的風味加強了城市者對於一種土地價值的憧憬。
然而，真正今天的農村實際上並非這麼一回事，資本產銷系統的剝削、偏工貶農的施政方向，以及進口的開放等政策將農業經濟打向極為憂鬱的狀況。走到今天的台灣農村，大概會發現有三種空間類型；這三種都和土地有關係，也都和經濟類型有關。一為逐漸融入都會的農村邊緣，農村土地由「非都市計劃區」轉入「都市計畫區」，而原農民因喪失耕地而經濟轉入靠「徵收款」、「土地販賣」或其他收入支應；二為喪失水源或逐漸被工業區、違章工廠、農地住宅所包圍的農業地帶，農戶收入不只不足還極為不穩定，甚至年輕者只得靠打零工過活；這個區域產生極大的農業經濟崩滅的問題。第三種則為穩定的農業生產區（常是「特定農業區」）或山坡區或是東部地帶，農業生產持續維持生計，但因生產人口外流及老化，使他們逐漸心有餘而力不足，農業收入僅在自用及生產兼顧下勉強支應。
其實，我想說的是，我們在意識上已被加強的「地方之愛」到底是一種真實還是虛幻呢？我們生活中被灌輸有關對土地的愛和真正我們能深切愛「地方」是否具有相當的差異？當颱風過後，蔬菜價格暴漲時，彰化溪湖及高雄梓官鄉屢被提及，對絕大多數的人甚至不知道它們在哪裡；台南縣後壁稻米生產區到底對一般人有一個什麼樣的意義可能一點都不重要。或許明白的說，如今的『地方之愛』和當年加藤光貴書寫「台南市讀本」的背後所賦予的「政治」目的相當接近：「政治教育」；但這裡有一個很微妙的差異，在21世紀有關「土地之愛」的實踐，更加缺乏實質身體的接觸，「土地」常常很虛幻，甚至只是很短暫的記憶（例如都市人到農村的度假）。這種虛擬、遙控認識土地的方式到底會增加正確對於土地的理解，而進一步施予正確的愛；還是因為「失真」而過於醜化或美化某一個地方；這些問題正是如今「土地之愛」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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