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想像力及政策經營
「創意」已成熱門話語，似乎在任何社會、文化、教育甚至政策的轉化過程中，它總是代表一帖能「藥到病除」的良方。由教育機構中大量出現的「創意中心」，各地方政府中出現的創意徵求、獎勵及活動舉辦充斥著媒體篇幅。所有的這些現象中隱約的嗅到政策上強烈的認定，在國家、城市到個人的競爭中，如果沒有「創意」就不再有競爭力。
說來沒錯，「創意」是一個引信，它能點燃熱情，但它如果缺乏真正「創意」，其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宣傳語彙」；它會很快的在預算的耗盡後、媒體傳聲的衰竭後，又成為報告書下的浪費，成為在一次預算的虛耗。
認識到創意或許更應該在意的是支持創意的「想像力」。「想像力」支持了創意的開啟，提供了源源不斷創意的更生力量，而能持續填補真正匱乏的原力、提供轉化的能量。但想像力絕不是「空想」（fantasy），而是精密及準確的判斷；它來自於天性上的好奇、「悸動」及懷疑，加上追求「真理」的假設及求知，而轉成為一種激發、創新的判斷及作業（theory & practice）。想像的開啟常來自於不穩定、流動及速度下的「浮光」、「片影」及「夢想」；然而能具體成為非「空想」的想像，則在於「沉思」、知識累積、推論、分析及精準的判斷及執行。
台灣官方「創意」文化的運作其實和創意本身有一個本質上的衝突，「創意」在官方計畫中（program）常被當成是一個單一、「預先」的作業。首先，「競逐」常是一種政策宣傳的資本；它不僅常是口號，要不就成為「陳腐」（cliché）的模仿；這也正是各地無聊的要死的「××季」、「××節」中所見的夜市內容；要不就是成為脫離實務價值的消化預算及浪費時間。此外，「創意」其實本身更是衝突官方系統的中堅價值；官方體系的中位者常具有最穩定及保守的個性，他們在層層晉升的過程中的「明哲保身」，其實相當不利於認可或採用具「跳脫性」、「非傳統」的解決方式。這種「官式」氣息的塑成常成為沿襲性的傳承，也就不利於「真正創意」的機會及可能。
當然「創意」價值的型塑及機會，根本上來自於教育；而教育又來自於兩大區塊：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我們或能期待在「走到盡頭」的基礎教育無法在往前走太遠的時候（它的困難來自於需要社會、家長、學校制度、教師及學生都有革命性的改變），或能期待高等教育能幫我們的未來打出一條血路。如火如荼進行的「評鑑制度」是許多人引以期盼的法寶，它的指標中正以急切的態度關注我們的教學機構是否能讓學生具有競爭力，而好的競爭力又常常相等於「創意」的提升。暫不論「評鑑制度」是否提升了高等教育人才的品質，但很可確定的是「創意」本身不只難以被評鑑出來，評鑑本身看來也沒有太多創意。
古代人認為「創意」的基礎在於人個性的傾向及氣質，一個具想像的人常游移於天才及發狂的邊界；而現代理論將其定位在「思考」- 可藉由教育而獲得的能力。如果教育真的能讓我們的學生獲得具創意的腦子及行動力，那麼有何教育的原則或標準？或許包含以下幾項能力的訓練：1. 具多層知識的好奇及累積、2.樂觀自信及積極的參與性、3.具準確的分析及判斷性、4.具反向的批判性、5.具溝通的欲望及能力。哈佛大學校長Faust稱其中幾項為「帶著走的學問」，卡內基大學「創意中心」稱其中幾項為開解傳統及未來、科技及人文鴻溝的訓練。
如果再看回我們身邊進行中的「創意」活動、創意計畫時，我們將發覺「創意」常常只是一個虛擬的幌子及修辭語言。由一些「沒啥好奇心只有模仿就行」、「討厭參與」、「溝通只是被迫」、「何須批判，只需附和」的政策者及其辦公室中推演形成的決策、活動或計劃，試問會有什麼太多「創意」的可能嗎？答案應該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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